演了，就不好看了——王穎追求真實的導演之路

近兩世紀以來，移居美國的華人家庭數量已成族群，他們忍著思鄉之苦，調整傳統適應異地，在美國各處的唐人街（Chinatown）裡形成獨一無二的華人面貌。香港導演王穎（Wayne Wang）出生在1949年，戰後嬰兒潮讓香港人口密度逼近世界之冠，他成長在保守的中國家庭，上的是英國殖民教育下的天主教學校，看好萊塢電影、聽西洋流行音樂。在王穎的記憶中，那一代港人對文化的吸收混亂而多元，血液中帶點叛逆，一首Scott McKenzie〈San Francisco〉讓大家相信，去美國能得到更大的自由。

後來王穎真的去美國了。17歲，離鄉背井遠赴加州唸電影，六〇、七〇年代的美國正忙著打越戰，歧視如刺，在黃皮膚上留下斑斑血痕。王穎畢業後曾窩在唐人街打工，協助新移民找工作、學語言，旁觀這群多數卻失語的華人來來去去，緊抱異鄉的身分，復刻家鄉的日子。

在他獨立製作的長片《尋人》（Chan is Missing）裡，兩個計程車司機跑遍唐人街尋人討債，紀錄片般捕捉了寫實的1982年美國華人社群樣態。繁忙又細碎的唐人街日常，透過一段段對話與場景切換，勾勒身分認同和政治立場與每個人生活的牽連，更讓沉默多年的華裔族群浮上檯面，挑起世界的注意。

藉小人物微觀時代樣貌

《尋人》之後， 王穎繼續用小人物的故事刻寫華裔族群，紀錄時代的痕跡。包括描寫兩代母女觀念衝突的《點心》（Dim Sum: A little bit of heart）；呼應美國移民政策改變，對華人社會帶來影響的《吃一碗茶》（Eat a Bowl of Tea）等等。王穎回憶道，過去赴美的華人多半開洗衣店、餐館，或是做當地人的家僕，生活起居幾乎都在唐人街裡混。彼時的他總是東看西看，腦中累積大量的素材，「倒不是說一件事或一個人就能等同於整體，而是每一件要緊的小事堆疊起來，建構出一個得以微觀那時代的輪廓。」

宛如紀錄片般的真實，是王穎對電影的堅持。有如他決定拍攝好友Laureen Chew（趙子雲，《點心》女主角）與母親的故事時，與編劇花了一個多月與母女一起生活，觀察她們的日常起居，電影中呈現的都是真實情節。《點心》也勾勒出典型的華人晚餐場景，王穎總記得兒時父親對「家庭晚餐」的堅持，猶如片中即便搬出家裡、依舊天天開車帶小孩回家吃飯的兄弟，全家一起吃晚餐、分享是日生活，亦是華僑離開家鄉到海外後，依舊代代堅持的傳統。

「不要演！」堅持真實的導演原則

母女對手戲也是王穎電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環。除了前述的《點心》，《喜福會》（The Joy Luck Club）裡四組移民家庭的母女，在聚餐與麻將桌間流連；《管到太平洋》（Anywhere but Here）中，飾演母女的娜塔莉波曼與蘇珊莎蘭登火花四濺的精彩對手戲；王穎分享，自己在閱讀原著小說時就感受到聲音與影像在腦中活靈活現，「小說寫的是作者Mona Simpson的真實母女經歷，就是要這麼寫實才能打動人。」

王穎不管演員是素人還是大明星：「不要演，用演的看起來就不舒服。」

不過，因應不同演員，他會提供不同的準備功課。在《煙》（Smoke）中，大量看似沒有關聯的對白，其實緊緊扣合情節且相互牽動，非常講究演員之間的互動。而兩個演員哈維凱托和威廉赫特的工作方式正好完全相反，王穎回憶道，赫特很需要彩排，習慣如劇場般縝密的排練；凱托則完全相反，認為太多排練反而不自然，偏好即興對戲。

王穎綜合了對兩位演員過去戲路的觀察，將對戲改成讓兩人在真實的電影場景中，進行即興的對話。因而當兩人都進入角色，循著角色狀態展開對話後，即興的內容不僅有角色本身的故事，也夾雜了兩位演員的真實經歷。如此模式讓這兩位演員在自己舒服的狀態下進行對戲，進一步撞出劇本沒有的火花，是他至今依舊印象深刻的一次合作。

打破公式，換個方式講故事

王穎最為人所知的作品，除了1993年一鳴驚人的《喜福會》，還有後來名揚好萊塢的《女佣變鳳凰》（Maid in Manhattan）、《終極假期》（Last Holiday）、雪花與秘扇（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），以及與北野武合作的《女人沉睡時》等。從獨立跨到商業並沒有磨掉他的銳角，他反而在商業化的規則中，雕琢出更立體的角色輪廓。

「好萊塢電影都有公式，」他形容那就像是把觀眾擺進場景中，用各種取鏡距離、角度混淆視聽，「只要讓你忘記這是一部電影，你就不會去質疑這場戲有什麼問題。」而偏愛高達的他，打從創作初始就試著打破這種可預期的公式。「永遠都要換個方式去拍同一場戲」他強調，不要老是跟著好電影拍，試著找到有趣的轉折、從生活中尋找可用的素材，用不同的方式去打破公式，那才是當代導演講好故事的出路。

身分是流動的，也是由經歷累積而來

近期王穎正在台日兩地籌備拍攝新片，改編自谷崎潤一郎的小說《瘋癲老人日記》。問及想念的家鄉場景，他語帶懷念地說起香港電車，空無一人的夜晚街道上，夏日晚風吹拂過的叮叮車，是他記憶中懷念的景色。「身分認同」對王穎並不是某個確切的定義，而是流動的概念，經過他身體的都會留下痕跡，成為身分的一部分。

回望他的人生，香港出生長大、美國受教育，畢業後短暫回港工作，再回美國繼續電影創作，每一段時間的身分轉變，都逼著他改變，好適應新的環境。「來當美國人時，英文講得不好，穿著香港帶來的衣服也被嘲笑；等回到香港，又被當成美國人，要重新適應香港的生活。」王穎悠悠地說，一輩子忙著移動、忙著適應新環境，如今的他，終能放下前半生的忙碌，對生活、對創作，都更有餘裕了。

原文刊載｜Big Issue 2025/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