捕鯨，與轉世為鯨魚的人類——《海籠》以當代語彙致敬傳統
鯨魚現身，祖靈回歸，「Baleo! Baleo!」在岸邊響起。中國視覺藝術家陳天灼（Tianzhuo Chen）與印尼編舞家西科・塞蒂安托（Siko Setyanto）以《海籠》（Ocean Cage）將印尼拉瑪萊拉村（Lamalera）的捕鯨傳統與古老信仰搬上舞台，以舞蹈與電子聲響、裝置、錄像，共織一曲殘酷又溫柔的生態共生之歌。透過專訪，我們回到這趟旅程的起點，走進創作者的腦袋，理解他們如何在紀實與虛構的邊界，以肉身詮釋神聖的傳統信仰，用當代的語彙接續編寫文化故事。
Q：當初是如何接觸到印尼拉瑪萊拉村的捕鯨傳統，並決定改編成《海籠》？構思敘事線時，又是從哪一個環節開始決定脫離紀實視角，轉向生態與信仰的虛構詮釋？
天灼：2022年我因為疫情無法回中國，決定去巴里島待一陣子，順便與住在雅加達的西科一起試著在印尼做點什麼。我從朋友那裡聽說了倫巴塔島（Lembata Island）上，有一個還有捕鯨傳統的拉瑪萊拉村，那是西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，我們決定一起去看看。
西科：捕鯨在拉瑪萊拉村是一個重要的傳統，也是村民捍衛自己文化的方式。他們捕鯨，也相信人死後會轉世成鯨魚，繼續餵養下一代人，形成有機的生命循環，這個信念讓我深深著迷。儘管我是印尼人，但拉瑪萊拉村離我非常遙遠，那時有新聞報導過，一群漁民在捕鯨時迷航、在海上漂流了4-5天，而他們始終相信，「我們只是在進行自己的文化旅程，死後我會變成一隻鯨魚，換人們來捕捉我。」
《海籠》將我帶回童年，那個在傳統市場、街頭藝人身邊長大的我。即便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他們的表演，卻彷彿早就吸收存在我的身體裡，在幾十年過後突然找上我。透過鯨魚、捕魚者、祖先這三個角色，我在一種類似人神交流的出神狀態（trance state）中，突然找到自己與過去、與拉瑪萊拉信仰之間的連結，表演就這樣從我、以及我的歷史中長出來了。
天灼：造訪拉瑪萊拉村的當下，我們都還不知道會做出什麼，是在往後兩年才慢慢摸索形成一個舞台作品。但我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，不會是拍紀錄片、也不是紀實的呈現。儘管深受這座島嶼與村落的信仰文化啟發，開頭也使用了殖民時期的歷史影像，但《海籠》的世界是虛構的，包括西科扮演的角色、創造的儀式，以及傳統神明「Lera Wulan」的舞台視覺形象等，都不是基於紀實或紀錄的方向來發展，大家可以將《海籠》視為一個虛構的故事。
Ｑ：西科在詮釋捕魚者、鯨魚、祖先的角色時，是如何在自己這具身體中，消化不同角色的肉身記憶，與設計相應的動作？
西科：很多人問我，《海籠》演的是不是真實的傳統儀式？完全不是，那是我對真實儀式的「致敬」，音樂也不是傳統的甘美朗（Gamelan），而是一種電子氛圍聲響，與我的舞蹈一起創造出來的儀式。這也是我發展三個角色的方式，不是去看（looking）或編舞（choreograph），而是即興（improvising），把我感受到的東西放進角色與作品的核心，這也是我作為表演者，與音樂、空間和觀眾溝通的方式。
一開始在柏林排練時，我對此充滿不確定感，直到幾次和天灼對話後，我才突然意識到：「這不就是我的夢想嗎？我可以在表演中成為任何想成為的存在！」經過幾年的巡演，我現在已經可以自信地說，這三個角色確實是我創造的表演。
天灼：一開始可能會覺得西科有「表演」的成分，或是努力「成為角色」的意圖，但經過這幾次巡演下來，我認為這些角色已經住進西科的身體裡了。他不但深刻理解這個作品、知道該如何呈現，更將它帶到一個我認為更好的境界。
西科：這段過程並不容易，我常常自我懷疑，而天灼總是給我很多信心與支持。我非常熱愛演出《海籠》，即便我們在不同文化、城市與國家演出的現場完全不一樣，但因為這個演出，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屬於馬來人的自我認同。觀眾甚至聽不懂印尼語，但他們能在當下尊重並參與其中，讓那些關於我的傳統文化、尊重傳統的方式，透過這個演出創造出新的傳統。
Ｑ：在《海籠》中，視覺裝置與身體動態是「互補」，還是由視覺引領舞蹈／身體、或身體形塑空間？
天灼：我會說是我創造一個環境，讓西科在其中跳舞。錄像引導敘事、裝置為角色與舞蹈服務，而這些東西某種程度也引導著西科的動作，算是一種互相的默契吧。
西科：我們不會去控制彼此，不管是音樂、佈景、裝置、錄像還是我自己。所有舞台上的表演都是在同一個頻率中，隨著演出當下即興變動，包括場內所有觀眾的反應。《海籠》呈現的正是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，一切都融為一體，凝聚共同的力量。
Ｑ：你們如何看待傳統文化，以及使用當代媒材來創造新的藝術語彙這件事？
西科：我尊重傳統的方式，是試著讓傳統持續更新。這意味著我不會把傳統音樂、舞蹈或任何事物當成博物館裡的文物供著，那太死板了。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將傳統帶給下一代印尼年輕人，而不是放任傳統與年輕世代拉開距離。儘管此刻的印尼依舊有嚴重的世代隔閡，傳統的守門人總說：「這才是我們應該對待傳統的方式。」但這個方式在現代已經不適用了，年輕人很難去理解與尊重。
天灼：前幾年我做了一個作品《塵埃》，在一位藏傳佛教（Tibetan Buddhism）修行者的寺廟裡拍攝了許多傳統寺廟與樂器的畫面，我創造一個沒有人類角色的表演，讓物件自己說故事。我詮釋宗教的方式並不是很傳統，拍完後我問老師能不能放映這些畫面，他看完告訴我，這個呈現非常新穎，是一個可以向年輕人傳遞佛教思想的有趣方式。那時我想，這些修行者的心胸反而比那些自詡為「文化守門人」的普通人開闊多了。
西科：作為一個當代舞者，我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演出，但我依然是爪哇人（Javanese），我的爪哇血統始終與我同在。我把文化放在心裡，不需要刻意去展示，而是在保持尊重的前提下，用我的藝術實踐去詮釋，讓傳統能在現代生活中繼續延續。
Ｑ：從過去關注生死，到《海籠》探討古老社會在現代化衝擊下的消亡，這次創作對兩位長期的合作是否象徵著某種里程碑？
天灼：相較於之前偏龐克（punk）的我，在《海籠》的心態更成熟了。不管是舞者、錄像、裝置，或許多我以前就用過的媒介，在《海籠》都用了一種更好的方式來呈現。也因為西科是一個很有責任感、且善於照顧人的夥伴，和這樣的人一起工作是會成長的，我會說《海籠》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成熟的作品。
西科：我是從那種典型嚴厲又暴躁的舞團中長大的，很難得遇到像天灼這樣，總是給我100%信任與支持的創作者，他帶給我很大的力量。我們從2019年開始合作，《海籠》容許我放手表達自我感受，對我的表演帶來深刻的影響。印尼表演者走向國際是很困難的，而《海籠》的巡演已經走到第三年，是我舞蹈生涯重要的里程碑，我非常享受和大家一起工作的過程，是個如家一般的存在。
天灼：隨著巡演次數越來越多、接觸更多國家的觀眾，我會說此刻帶給台灣觀眾的《海籠》，正是我們最完美的版本與狀態。從地理角度來看，台灣跟印尼也都是與海洋緊密連結的國家，我相信台灣觀眾看完也會有所共鳴。
原文刊載｜臺北表演藝術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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