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環境議題撒種，期待長成一片森林｜我們的島

「一個新聞事件的發生，人們多半只會看到當下。但當你能回推過去，就能從當下看到過去的經驗，以及一路走來的脈絡，也因此而有機會看到未來，像是哆拉A夢的時光機。透過這樣子的累積，我們才有機會將一個事件的變遷和脈絡，講得更清楚。」一字排開的文字與攝影記者，年資個個10年起跳，為首的是年資19年的資深製作人于立平，一旁是1998年開播第一集就在的攝影師柯金源。

公視電視節目《我們的島》在今年迎來開播25年，連最資深的于立平都是看著節目長大的。攝影記者陳慶鐘笑稱自己是被某一集節目中，柯金源遭獼猴纏身的影片吸引而來。長達25年的每週一集帶狀節目，《我們的島》定位不僅是「新聞」，還是專注在環境議題的深度影音專題報導；從第一集〈再見海洋〉開始，全方位關注臺灣這座島嶼的生態環境，主題包山包海包土地，也包天災人禍，記者不分文字或攝影，個個都能上山下海、採訪分析，對單一議題的敏銳度與鑽研度，幾乎都能寫成論文。

《我們的島》透過如此長時間的文字與影像記錄，建立了一組具時間深度的臺灣環境史資料庫，在每一次事件發生時，撈出歷史佐證對照，綜觀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係，有時更像是Karma（因果循環），讓他們見證著同樣事件的二度、三度發生。有些報導發布後，間接地影響了政策的改變、輿論的風向；有些則靜靜見證，看著人類的行為如何導向可預期的生態演變。作為一個新聞節目，《我們的島》引發的社會改革是安靜的，卻也是源遠流長且關鍵的。

時間的刻度　造就報導的深度

今年八月，卡努颱風掃過臺灣，放過東西部城市，唯獨在南投仁愛鄉留下重災。記者張岱屏、陳佳利與柯金源第一時間到位，他們都不是第一次前往，資料庫更留著2004年開始，從1994年道格颱風，一路經歷敏督利、辛樂克、莫拉克颱風，與2012年的致災豪雨，到今年第六度重創的新聞資料。這回則帶來了第三度被土石流掩埋的加油站、第二度被土石流淹沒的家園與廬山溫泉，以及從流籠變成吊索的救災現場。

從2008年首度前往災區、三度前往並在2018年做了十年回顧的陳佳利眼中，視角慢慢從災區關懷轉移到人類行為的檢討，她知道溫泉的商機引著人類一次次回到該地、建樓蓋房，卻因此限縮了原本該留給河道的空間，導致一次次引發的災情。「經過這些年的紀錄，我們可以發現事情是重蹈覆徹的，人類沒有把該還給大自然的空間還回去，每一次天災都是強烈的提醒。」陳佳利認為，儘管各家的報導依然著重災情的關懷，但有了這25年的資料累積，《我們的島》團隊得以將討論焦點轉向「應該離開的人」與「無法離開的人」等不一樣的視角。他們也特別在網路報導中追加了不同年份、同樣角度的畫面對照，讓大眾清楚看見事情一再發生的紀錄，團隊相信，唯有理解錯誤一再發生的原因，才有機會進一步討論解決的可能。

同樣的累積也發生在日本福島核災的系列報導上，六度前往福島拍攝的攝影記者陳慶鐘，因為熱衷能源議題，進組時正逢臺灣轉型綠能的趨勢，因而數次前往丹麥、德國、夏威夷及日本，帶回臺灣可借鏡的故事。他始終記得第一次造訪福島的震撼，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廠爆炸後四個月，記者張岱屏、陳慶鐘與張光宗出發前往，參加民間組織的核電訪查團。從車站出來，迎接他們的不是蕭條或混亂，而是一片平靜，人們一如過往般正常過日子，連口罩都沒戴、更不用提防護衣。詫異的他們挺著風險深入核電廠，帶回第一手故事。前年，他們二度前往福島製作〈日本福島311十年記事｜恐懼從來沒有消失〉，同樣的震撼依舊，也因為有了陳慶鐘長期且數次的追蹤，不管是核電廠、核工，或是第一線受難的城市、民眾、食物，都讓專題故事有了對照的標的與時間帶來的厚度。

諸如此類的專題故事不勝枚舉，都是因應時間的刻度與紀錄，才能讓《我們的島》在製作專題報導時，有了具深度的脈絡。

文字是骨架，畫面是肉與情緒

儘管文字與攝影各司其職，但《我們的島》團隊因應報導內容的屬性，實則難以劃分界線。陳佳利形容「文字是骨架、畫面是肉與情緒」，發掘議題、採訪雖是文字記者主攻，但要讓觀者有感，依然得有敏銳的攝影與其用畫面說故事的能力，才有強力的助攻。因此《我們的島》攝影記者除了單拍畫面，更多時候會加入議題的討論、也多具備與文字記者同等的理解和認知。張岱屏解釋，「專題報導的拍攝與執行時間有限，採訪現場不可能還跟在攝影記者旁邊提點要拍什麼，一定得靠攝影本身的第一時間反應，去抓拍影像才能述說的故事與重點。」

俗稱的「攝影眼」在這群關注環境議題的攝影記者身上格外清晰，以近期〈外來種入侵〉專題為例，長達半年的考察與採訪中，攝影記者陳添寶記得中研院的專家提及垃圾對鳥類的影響，因而在某次外出採訪路上，一眼瞅見被塑膠繩纏住的小鳥，完整了故事的肉，也帶給觀者眼見為憑的震撼。

然而對於環境議題的畫面美學，陳添寶坦承「真實」與「美」在環境新聞中是一大矛盾，以草屯的「垃圾山」來說，到底要把它拍得美、還是如實呈現，是攝影記者萬年不變的辯證。而對他來說，新聞的重點是要讓觀看的人感知議題的核心並同感，因此他總是盡可能地透過畫面展現震撼，達到影像說故事的最大能量，觸動觀者的感受，以期達到議題擴散的助攻。

如同投入拍攝臺灣環境多年的柯金源，他認為「社會溝通」與「價值觀輸出」是新聞能做到的兩件事，因為環境議題永遠不是非黑即白的對錯判斷，唯有透過客觀的影像與報導輸出，喚起大眾的注意和討論，才有機會間接推動「公益行動力」如公投或民間組織的行動的發生，這也是《我們的島》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。

打開觀看的深度，引出討論的廣度

「記者在選擇題目時，本身就不可能是空白的。」張岱屏認為，只有足夠的關注和認識，才會促使一個記者選擇特定題目，在這個狀態下，記者不可能是沒有角度或立場的，只能透過追蹤的過程，持續不斷地思辨，並透過採訪正反方來進行分析辯證。「做一個報導，說記者沒有立場是騙人的。」于立平直言，環境議題不太可能是「非黑即白」的狀態，常常是正反方各自有理，報導者只能從議題中確立專題想要關注的對象，但也不會只是單純將正、反方的觀點放上，「我們抱持著，凡事深挖事件的來龍去脈、因果關係，找出重要的核心，以及盡可能介於中間的觀點，這就是《我們的島》的立場。」她說。

透過過程的辯證，記者方能面對內心、確定報導想要關注的核心問題，張岱屏以福島為例，除了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核災、以及12年後該地區會變成什麼模樣，她更想知道「核災的代價是誰在承擔？」將報導的核心放回「人」的身上，再慢慢走進現場、找出各個立場的看法和現況，最終整合成一個專題。「也可以說是讓記者帶著觀眾去了解這個議題，再讓大家各自從自己的位置去觀看這件事，開展不同的討論。」

而陳慶鐘則認為，每一次出訪，不管是記者跟記者、記者跟製作人，彼此都會有各種爭辯，但很確定的是所有人都會將矛頭指向「有決定權的那個人」，也因為《我們的島》有足夠深厚的紀錄資料得以佐證、理解事情的全貌，才讓這個團隊的記者得以找出事件的關鍵縫隙，不至於迷失在議題中，並能進一步引導大眾的思考與投入關注。

持續撒種，一點一滴帶動社會改變

走過年歲、挺過說實話的爭議，《我們的島》有幸在公共電視的保護傘下，挺過一次又一次「實話實說」面臨的困境，見證臺灣環境的時代更迭與變遷。笑稱節目沒有存檔的于立平，整個製作團隊6組人馬始終輪番征戰，為觀眾帶來第一手觀察與紀錄，更在去年加入Podcast節目、解釋性新聞、網路影音等多元媒體素材與執行的人才，透過不同的傳播形式與平台，降低受眾的門檻，增加擴散的面積，試著打中更多同溫層以外的大眾。

身為長期的見證者，柯金源認為在過去那個環境議題不太受重視的年代，新聞也許只能用悲情牌的模式去喚起大眾的注意，但隨著時代改變、媒體多元，如今《我們的島》不只是拋出議題、理性對話，更開始試著找出解決的方法。于立平以去年底〈生活裡的循環經濟〉專題為例，他們試著挑出解決方式，讓民眾有感之餘、也有方向。回顧過往，柯金源認為早期《我們的島》也許是偏向政策監督、對不公不義的批判；中期的重點則放在道德訴求與情感動員，試圖讓民眾對環就有感。接著才有機會藉由報導召喚公民意識，讓大眾覺醒。

如今《我們的島》已來到行動階段，希望透過多元媒體的擴散，喚起更多公民行動與參與。「你永遠不知道哪顆種子會發芽、或是可能會引發的效應。」于立平強調，團隊會持續地累積資料庫的厚度、扮演臺灣環境史時光機的角色；同時繼續針對環境撒種，期待議題能各自長成一片森林，喚醒民眾對我們的臺灣島的重視。這是《我們的島》持續了25年的努力，他們也打算繼續堅持下去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推薦者｜杜文苓

現任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特聘教授、創新國際學院院長，專長環境政策、永續發展、科技與社會、公民參與、環境資訊等。

我看《我們的島》節目很長一段時間，與節目的緣分也很深厚。對我來說，這不只是一個長期記錄臺灣環境的節目，更是公共議題的紀錄與見證者，打破了電視節目與新聞的可能性。公共議題的討論和書寫在媒體經營不易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議題需要時間的累積，短時間看不到變化、當下的記錄也看不出效果，唯有長期的累積，才能看出哪些時間點與決策點的後續影響與效果。這個節目長達25年的累積，不僅留下了整個臺灣環境變遷的歷程，也可以說是民主化的重要過程紀錄。

不同於一般電視或新聞節目對這些地點的探索，《我們的島》不僅促成柯金源導演完成很棒的生態紀錄片，也在有限的經費下，製作多項精采的專題，深入探索國內外的環境議題。我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是，他們在新聞專業上提供了重要的見證——新聞不僅能對環境深入分析，還能做到公眾化，達成很棒的公共效益。同時，也在製作的過程樹立新聞專業的標竿，建立媒體的公信力，並善用這樣的公信力接觸更多面向的受訪者、獲得更多元的觀點，並逐漸聚集一批具公共議題意識的新聞從業人員，為產業培養有力的後進，這是《我們的島》最重要的資產。

前幾年，《我們的島》力圖轉型時，我曾擔任諮詢委員提供了一些意見，與此同時，由於關注的主題相近，彼此合作也很多元；像是與外國學者合作，將過去節目提及的石化產業轉型、空污議題等轉成外文教案，連結國際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《我們的島》只是單純的媒體，是不太可能與學術領域成為密切的合作夥伴，我們的合作不僅擴及國際交流、議題研究、社會運動，更多時候是一段能夠彼此深度討論、思考解決方法的互動關係，對我來說，這是《我們的島》無可取代的原因。

原文刊載｜2023年總統文化獎專刊